[转帖] 【科技】地理大发现的前因后果[8P]

“地理大发现”的经过
刘夙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中世纪温暖期之前大为发展或新发明的一些技术。这一讲我将接着讲中世纪温暖期之后大为发展或新发明的技术。不过，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技术的意义，我想先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讲起，因为“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不多的几次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它之所以发生，和之前的那些技术有莫大的关系，是这些技术力量的集中展现。
我给“地理大发现”这个术语加了引号，因为这本身是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提法。以美洲为例，早在1.5万年前，美洲原住民就已经发现并移民美洲了，他们的迁徙成为人类第一次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第二批抵达美洲的人，也绝不是哥伦布船队的船员，而是在中世纪温暖期移民格陵兰的北欧维京人（Vikings）；哥伦布等人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三批到达美洲的人。论发现的优先权的话，无论是“最早发现美洲的人”，还是“最早发现美洲的欧洲人”，这两个称号都轮不到哥伦布。
但是，也有学者对于人们对“地理大发现”的质疑提出了反质疑。他们争辩说，的确，从“发现”这个词的本义来看，“地理大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发现”；但是，从地理发现的后果来看，之前的“发现”是远远比不上“地理大发现”的。“地理大发现”作为影响了全球历史的重大事件，直到今天还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虑到这一层意味，称之为“地理大发现”并不为过。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所以我想最稳妥的做法，是保留“地理大发现”这个说法，但一律加上引号，以弱化其原本的绝对含义。也有人管“地理大发现”时代叫“大航海时代”，这抓住了“地理大发现”的一大特征，就是进行“大发现”的人主要是通过航海旅行到世界各地的。但是，“地理大发现”还有别的很多特征，是“大航海”三字所不能概括的。
正如中世纪的上下限很难明确界定一样，“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起讫时间也很难明确界定。我们只能大致把其起始时间定在15世纪——这基本是中世纪的结束时间，而把其结束时间定在17世纪——这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欧洲站稳了脚跟。在此之后，“地理大发现”还在继续进行，有些是真正的大发现——比如19世纪南极洲的发现，但这时它已经不再具备之前那么深远的后果，而越来越接近于单纯的科学探索了。
现在学界公认“地理大发现”始于葡萄牙人的航海探险。葡萄牙位于西南欧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侧，西边直接濒临北大西洋，具有开展航海探险的地理优势。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连接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的狭窄海峡）南侧的休达（Ceuta），这可以视为欧洲殖民时代的开始，也可以视为“地理大发现”的先声。
“ 航海家”恩里克像当时葡萄牙有一位恩里克亲王，是远洋航海的大力推动者。尽管他本人从未参加过远洋航海，但因为他的贡献，人们都把他称为“航海家恩里克”（Henry the Navigator, 1390–1460）。在他的支持之下，葡萄牙探险家的船队向北大西洋深处和非洲西海岸驶去，由此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1418年，他们“发现”了西非海岸外的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严格地说这也是再发现，因为在此之前，热那亚航海家已经在海图上标记出了这个群岛。大约1427年，他们发现了北大西洋深处的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这就可以算是真正的发现了。1445年，葡萄牙人又“发现”了中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与此同时，葡萄牙人一边沿着西非海岸线不断向南挺进，一边建立殖民地。1441年，葡萄牙人还首次捕捉了10名黑人，作为奴隶运回本国，罪恶的黑奴贸易由此开端。
起初，“地理大发现”只有葡萄牙人在进行，欧洲其他国家并不积极。但是在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灭亡。此后，奥斯曼帝国逐渐控制了经过西亚和东半地中海的商路，因此垄断了从东南亚经东地中海到欧洲的香料贸易。当时欧洲人食肉很多，由于没有冷藏设备，肉很容易出现异味，只有用胡椒、肉豆蔻、丁子香之类热带香料的浓重味道掩盖肉的异味之后才能吃得下去。此外，由于当时欧洲进行贸易的货币量不足，对于金银也有疯狂的追求。为了开辟新的贸易路线，打破奥斯曼帝国的垄断，各个欧洲国家先后开始了航海探索。于是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继葡萄牙之后先后开展远洋航海，“地理大发现”全面展开。
1487年，葡萄牙航海世家迪亚士家族的第三代巴托罗缪•迪亚士（Bartolomeu Dias, 约1451–1500）从葡萄牙出发，于次年成功到达了非洲南端的一个岬角。这个岬角位于南半球中纬度的“咆哮西风带”，周边海域终年风急浪恶，航行极为危险，因此迪亚士给它取名为“风暴角”，但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认为绕过这个海角就有希望抵达传说中物产丰饶的印度，下令称之为“好望角”（英文Cape of Good Hope）。
随后，“发现”印度的竞赛在葡萄牙和邻国西班牙之间展开。1492年，热那亚人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约1451–1506）在成功说服西班牙国王之后，率由三艘船组成的船队向西驶去。哥伦布知道地球是球形，因此虽然印度在欧洲东方，但向西行驶一定也能到达。但是哥伦布受当时错误的地球半径数据误导，低估了到达印度的困难程度（如果他知道正确的地球半径数据的话，恐怕是不敢向西航行的）。经过数个月的艰苦海上生活，哥伦布船队终于到达了今加勒比海群岛，却以为自己到达了印度——这就是后来西方人管加勒比海群岛叫“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管美洲原住民叫“印第安人”（Indians）的原因。哥伦布一生中4次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但他至死都以为自己到达的是亚洲。
哥伦布像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0–1526）终于在绕过好望角之后成功到达了印度，并用武力抢夺了其他商船所载的香料满载而归。16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航海家亚美利哥（Amerigo Vespucci, 1454–1512）指出美洲并不是亚洲东部，而是一块新的大陆，后来这个大陆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州”（简称美洲）。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约1480–1521）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率船队出发，开始环球航行。船队一路上遇到了种种非人的困难，船员因为坏血病等原因不断损耗，连麦哲伦本人也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时因为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而被杀害，但最终仅剩的一艘船终于返回了葡萄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的环球航行，确凿无疑地证明了地球的确是个巨大的球体。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代表了“地理大发现”的最高成就，此后虽然还有新西兰、澳大利亚、夏威夷等重要“发现”，但似乎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不必再详细讲述了。
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路线“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美洲的发现加快了欧洲人的殖民行动。1494年，在教皇的仲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最早的开展“地理大发现”的国家签定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划定了两国殖民地在西半球的界线，规定线西为西班牙殖民地，线东为葡萄牙殖民地。这条线从北大西洋向南经过南美洲东部一角，因此美洲大部都为西班牙人所殖民（但包括线东一角的巴西则为葡萄牙人所殖民），而非洲则为葡萄牙人所殖民。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之后，1529年两国又签定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划定了两国殖民地在东半球的界线。这样，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瓜分了欧洲以外的土地。当然，由于葡萄牙实力的弱小，它最早的海上霸主地位很快丢失，让给了西班牙。1580年，葡萄牙甚至一度并入了西班牙，直到1640年才恢复独立。葡萄牙的殖民地（包括最早占据的休达）后来也多半被其他西方列强所侵占。
欧洲人在移民海外的同时，又不断灭绝、奴役或控制殖民地的原住民。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攻灭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1533年，另一位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攻灭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虽然在新大陆兴盛一时，特别是印加帝国在灭亡之前的几十年还在不断扩张，几乎统一了整个安第斯山西麓地区，但是没有马匹、没有金属兵器、不识复杂人心的美洲原住民在面对强大得多的西班牙殖民者时，注定只有惨败的结局。
更可怕的是，美洲人对于殖民者带来的天花之类烈性传染病完全没有抵抗力。殖民者到来之后，不需要亲身动武，仅仅靠这些烈性传染病的传播，就轻松杀死了绝大多数的原住民，以致美洲大地的人口锐减，很多本来有人居住的地方成为荒无人烟之地。后来美国人西进的时候，因为不断遇到空旷荒凉的土地，而产生了“荒野”（wilderness）的意象；美国有一款著名的电脑游戏叫“模拟城市”（SimCity），其中的新城市也是在全无人迹的荒野上建造而成的。荒野被美国人视为上帝的礼物，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份“礼物”根本就是以原住民灭绝这样惨绝人寰的代价换来的。
独一无二的欧洲上面我简要介绍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在第二讲我们已经知道，农业起源的不均衡性最终决定了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而不是美洲人征服欧洲。但是，在引发“地理大发现”的因果链条中，这只是一个远因罢了，我们不禁要问，直接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近因又有哪些呢？更令人困惑的是，就在葡萄牙人开始探索大西洋前不久，中国明帝国的郑和率领的船队刚刚七下西洋，郑和去世之后又由王景弘领导了第八次下西洋的航行。这八下西洋不仅航程可观，船队的规模也是早期的欧洲航海家所不能比拟的。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不是由中国人首先进行的呢？
我们这门课主要讲述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的历史，因此在“地理大发现”的诸多近因中，我们首先主要关注使欧洲人的远洋航行和殖民成为可能的那些自然技术。首先，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世纪温暖期对于欧洲来说可谓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个和煦潮湿的时期，欧洲（特别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一地区的农民开始广泛采用重犁来耕地，这是一种大型的铁犁，需要至少4头牛才能拉动，但是它能有效地翻动西北欧洲那些坚硬潮湿的土地，大大扩展了农田的面积。后来，农民们又用马代替牛耕地，效率进一步提升。与重犁和马耕技术鼎足而三的新技术则是三田轮作制，它再次大大提升了土地的利用效率。这样，欧洲就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农业的中心逐渐北移到西北欧洲地区。
由于西北欧洲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终年有较为恒定的风雨，河流水量充沛，因此中世纪温暖期的欧洲人又发展了利用水力的水轮车和利用风力的风车，作为像磨制面粉之类的手工业生产的辅助动力，这可以视为是一场能源的小革命，也可以视为是农业革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水轮车和风车这种从自然界中获取动力的机械让欧洲人看到从自然界中似乎可以“榨取”出无穷无尽的动力来，这种人定胜天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想主宰了后来的科技发展，也因此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风车——欧洲乡村的著名景观在中世纪温暖期前后，欧洲人又陆续掌握了中国人发明的马镫、造纸、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和一些先进的造船术。马镫传入欧洲之后，与欧洲人自己发明的马蹄铁结合，使人类对马的利用达到了极致，由此造就了欧洲著名的骑士阶层。
造纸、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合称中国的“四大发明”。“四大发明”这个提法来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第九讲会详细介绍这个人）的“三大发明”——培根认为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三样来自中国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后来，19世纪的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给“三大发明”又加上造纸，便成了“四大发明”。在第四讲中已经提到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非常赞赏“四大发明”，正是因为他的强调，“四大发明”才成了我们从小就熟知的科技史术语。
不过，这“四大发明”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纸的发明时间最早，可能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出现了，目前在考古上已知最早的纸张是西汉时期制造的。我们常说“蔡伦造纸”，实际上东汉的蔡伦只是改进了造纸工艺罢了。纸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也是“四大发明”里应用最广泛的。公元751年，唐帝国与新兴的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在中亚地区打了一仗，唐帝国战败，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在阿拉伯帝国俘虏的唐帝国士兵中有一些造纸工匠，造纸术因此西传到阿拉伯世界，再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指南针也是战国时代发明的，最早的指南针是在铜盘上放置的一把用磁石磨制的勺子，称为“司南”。后来在西汉或三国时又出现了精巧的指南车，三国时魏国的马钧就独立制造了指南车。此后，指南车的技术多次失传，但它又多次为后世的能工巧匠重新发明出来，直到宋代以后彻底消失。不过，指南车主要只被用做一种皇家仪仗，这真可谓是大材小用。但在宋代的时候，中国人又发明了罗盘，即针状指南针与方位盘的结合，这一回，指南针终于发挥了它最大的效用——用来给航船定向。13世纪的时候，罗盘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火药的发明时间很晚，直到中唐才制造出来。火药的制造和炼丹术密切相关，是炼丹术的副产物。虽然道士们不喜欢这种无意获得、稍加热就剧烈爆炸的硫磺、硝石（硝酸钾）和木炭的混合物，但宋代军事家却发现了它的军事用途——可以用来制作火箭和火铳（最早的管形火器），而中国民间也给它找到了一个今天看来不算光彩的用途——用来制造爆竹，它也因此得到了一种另类的广泛应用。火药和火器传入伊斯兰世界之后，穆斯林工程师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发明了大口径的火炮（回回炮），在蒙古人攻灭南宋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4世纪火药和火器再传入欧洲，欧洲人在15世纪已经能够制造出威力相当大的火炮，这进一步发挥了火药的功能。16世纪欧洲人又发明了火枪，这样就引发了第二次军事革命——热兵器革命。
15世纪欧洲制造的“芒斯梅格”巨型火炮相比这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对中国社会的价值最小。虽然北宋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清楚地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的情况，但是由于汉字数量太多，除非是印量极大，否则用活字印刷术印刷中文在经济上是不如雕板印刷划算的。此外，中国人一直应用的活字是泥活字和木活字，印刷效果都不够理想。因此，北宋以来用活字法印刷的书籍数目十分有限。活字印刷术在西方虽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西方的活字印刷术是德意志人古腾堡在1450年左右独立发明的，而且他制造的是金属活字，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仅在基本原理上相同，除此之外就全无关系。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意义，下一讲我们还会谈到。
中国自古以来还有一些先进的造船技术，在中世纪温暖期也经由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技术是舵的使用。舵是船尾专门用来定向的工具。没有舵的船只能用桨定向，操作起来十分不便，而用舵定向就较为方便。中国很早就发明了船舵，以致舵在古诗文中常常作为船的代称［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有“吴樯楚柂（舵）牵百丈”等诗句］；虽然古埃及也有舵的发明，但这一技术却在西方长期失传，未能发挥其作用。
毫无疑问，这些技术都对“地理大发现”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航海本身就需要采用了一些中国造船术的性能优良的船只和能够指引航向的罗盘；马匹和以火药为动力的火炮、火枪可以随船运到殖民地，或在殖民地就地繁殖和制造，用于与当地的原住民作战。纸张及活字印刷术可以用来印制海图、航海日志和探险报告，方便了探险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地理大发现”能够更有效率和计划地进行。
相比之下，农业革命对“地理大发现”的推动起到了间接的作用。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风力和水力的利用使欧洲人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思想之外，农业革命还引发了欧洲人口的急剧增长，使欧洲在11世纪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危机。按照当时欧洲的传统，封建主的土地只有长子能继承，这样一来，没有土地的骑士就越来越多。为了安顿这些人，在教皇的组织之下，欧洲人先后对东方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进行了8次“十字军东征”。但因为战争双方的实力相当，最终欧洲人无功而返。不过，这种向外扩张的民族性却在基督宗教的传教热情和各种有关海外胜地和宝藏的神秘传说的推动之下，成为后世欧洲人向海外殖民的精神根源。
在此之前，北欧的维京人也因为人口危机而向外迁徙。这些“北欧海盗”先是入侵了今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国西北部海岸［至今法国还有诺曼底（Normandy）的地名，就是来自维京人的别称——诺曼人（Normans），本义是“北方人”］，在9世纪又移民冰岛。10世纪开始，冰岛的维京人继续向西迁徙，跨越北大西洋到达北美大陆和格陵兰。因为原住民的攻击，他们在北美大陆没有生存下来，但在格陵兰却建立了稳定的殖民地，以放牧和与狩猎族群因纽特人（Inuits）贸易为生。由于当时正值中世纪温暖期，维京人在格陵兰一直生存了300多年。但在中世纪温暖期结束、全球转入小冰期之后，已经无法在格陵兰继续放牧生活的维京人却未能转型成为像因纽特人那样的狩猎族群，因而几乎全部灭绝，使欧洲人对美洲的第一次殖民以失败告终。
维京人向北美洲殖民的路线图气候变化不仅葬送了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殖民地，而且还通过其他的间接方式减少了欧洲人口，以这种悲惨的方式暂时解决了欧洲的人口危机。上一讲已经说过，在北大西洋地区是中世纪温暖期的时候，在东亚地区却是冷干期。严酷的环境迫使原本在蒙古高原东部游牧的蒙古族群联合起来，并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之下不断兼并蒙古高原上的其他蒙古语系或突厥语系的游牧部落和酋邦，于1206年建立了蒙古帝国。此后，蒙古帝国就开始了惊人的扩张和侵略，向南灭西夏、金、大理和南宋，向西则一路所向披靡，攻灭花剌子模和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最远到达今波兰、匈牙利一带。蒙古帝国的扩张对周边的农耕文明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蒙古军队多次进行的大屠杀更是直接造成了农耕地区人口的锐减。在欧洲，虽然西欧没有直接受到蒙古人的冲击，但东欧的斯拉夫族群却深受其害，俄罗斯先民正是在蒙古人的铁蹄面前才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的，其情形一如3,000多年前的中原族群在北方半农半牧族群的骚扰之下联合起来，形成华夏民族一样。
14世纪欧洲进入小冰期之后，先是农业歉收造成了1315–1317年间的大饥荒，之后，一场更大的灾难突如其来。1346年，蒙古人久围黑海北岸的城市卡法（Kaffa）不克，当时围城的蒙古人中流行鼠疫，蒙古人便想到了把鼠疫病人的死尸用投石机抛入城内的办法——这可以视为人类历史上对“生物武器”的第一次使用。果然，城中很快爆发了鼠疫，这一俗称“黑死病”的可怕瘟疫又随着从城中向西逃亡的人迅速向欧洲扩散，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席卷了整个欧洲，造成可能多达40%的人死亡，大量村落被荒废。据人口学家估计，直到17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才恢复到瘟疫之前的水平，此后人口压力又成为驱使欧洲人向外殖民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这一系列的灾难造成欧洲人口减少，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也许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时间会更早一些。
不过，到这里我们还是没有回答那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地理大发现”不是由中国人首先进行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只能从社会技术方面寻找原因了。
自从蛮族灭亡西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就进入了典型的封建时代。“封建”（feodal）这个词的西文来自拉丁语feodum，本义是“封邑”。封建制度的特点是土地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世袭封建主，在其上没有更高一层的集权的统治者，因此封建主几乎可以在自己的封邑中为所欲为。更有趣的是，在封建主之间虽然也有领属关系，但效忠一位封建主的骑士却不会为其主人的主人效力（换句话说，“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关系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基本见不到的。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也长期被称为“封建社会”，但至少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社会，尽管偶尔也会有分封和藩镇割据，但多数时候各级地方官员都要向中央政府负责，其任命也都由中央政府进行，而不能世袭。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中央集权社会和真正的封建社会具有本质性的差异，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再简单套用欧洲的社会分期模式，把中国古代社会和其他传统中央集权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是极不妥当的。
的确，封建社会和中央集权社会在管理方式上的区别，直接决定了二者在经济活动方式上的差别。中央集权社会普遍采取重农主义的经济方针，重视农业生产，而贬抑商业活动。封建社会则不然，因为没有中央政府的管制，各封建主之间可以自由进行贸易，这样就促进了一种类似于古希腊城邦的平等、自由的精神，它最终冲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而催生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商业贸易又为后世的资本主义精神打下了基础，使得欧洲在独特的封建制度基础上又发展出了更为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综观欧洲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过于特立独行的地区——当上古的其他文明普遍信仰泛灵论的时候，古希腊人却在进行纯粹理性思考；当中世纪的其他农耕文明普遍建立中央集权的帝国的时候，欧洲却处于封建状态；当近代的其他农耕文明国家普遍重农的时候，欧洲却发展了重商的资本主义。
因此，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虽然明帝国完全具有继续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实力，甚至比欧洲人的条件更为优越（比如，由于中国人的饮食重视植物性食物，又喜欢饮茶，这大大减少了古代中国水手在远洋航行时患坏血病的机率），但由于中央集权和商业活动的矛盾，这样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就无疾而终了。具体来说，一向垄断了海路商业贸易的江南商人通过科举选拔的士人破坏了明帝国继续进行由中央政府主持的远洋航行的计划，甚至销毁了相关的档案。之后，明政府只好在民间实行海禁，这既是为了打压江南商人的商贸活动，也是为了防范倭寇。到了清帝国时代，同样出于中央集权国家重农主义的政策和由此造成的对航海贸易的反感，海禁变得更为严厉，使中国在海洋方向几乎完全闭关锁国，完全浪费了本已具备的优越条件。总之，如果没有欧洲，21世纪的世界面貌可能仍和“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面貌相仿；但正是因为有了欧洲，今天的世界面貌才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再次体现了人类历史绝非是线性进步的简单图景，而是呈现为复杂的分枝竞争局面——西方文明虽然是一枝独一无二的奇葩，却因为其超乎寻常的竞争力，而能够从世界文明之林中脱颖而出，最终全面压倒了其他文明。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询问：为什么欧洲会在中世纪走上封建社会的道路？之前的马其顿帝国和古罗马帝国不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现了文明发展的一般进路吗？对于这个更终极的问题，学者们的回答莫衷一是，比如有观点认为是欧洲破碎崎岖的地形阻碍了族群的整合；还有观点认为欧洲人使用的拼音文字突显了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在语言上制造了族群整合的障碍，等等。相比之下，另有一种观点听上去似乎更合理一些，这就是生存方式理论（subsistence style theory）。

按照生存方式理论的观点，一个族群的心理特质以至政治组织形式之类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前一讲我们在讲游牧社会的种种特征时，也都指出了它们和游牧这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用这个理论来打量欧洲的封建社会，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本来是蛮族的体制。而蛮族本来是在东欧从事农牧混合经济的族群，他们在被匈奴人逼迫西迁之后，仍然保持了这种混合经济形式。这种以牧业为重的混合经济社会具有和游牧社会类似的特点，家庭和个人具有比较强的经济独立性，整个社会以部落为主要形态，而不太有动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
而且，即使蛮族社会后来在中世纪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由于西北欧洲优越的气候条件，他们不需要集中力量兴建水利设施，也能保证小麦、大麦等农作物得到充足雨水的滋润，因此家庭和个人仍然具有比较强的经济独立性，整个社会仍然不太有动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事实上，2014年5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论文就显示，在中国，南方稻作农业区和北方麦作农业区的居民因为生产方式不同，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素质。水稻种植因为需要兴建水利设施，需要各家各户之间协商水资源的利用，因此南方稻作农业区的居民呈现出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集体主义（holistic）的心理特质；相比之下，小麦种植不需要那么多的水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靠天吃饭”，因此北方麦作农业区的居民独立性较强，呈现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分析型（analytical）的思维方式，而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接近。
中世纪温暖期欧洲的农业革命之后，因为农耕生产开始需要多人协作进行，每个封邑内部出现了集权的倾向，但在封邑之间仍然缺乏整合的意愿。虽然也有一些蛮族领袖（如查理曼大帝）受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希望能够重建一个全欧一统的帝国，但最终都半途而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战国时期的九州概念实际上就表达了强烈了天下一统的思想。因此，每当分裂割据时代到来，总有一些大国的君主竭尽全力想要重新一统天下，因为他们已经把统一当成了帝王的最高功勋。）直到第二次军事革命之后，出于族群竞争的需要，欧洲才再度出现中央集权的动力，但最终也只是合并成了大大小小的多个国家，而仍然未能统一。
“地理大发现”的后果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产生了许多深远的后果，较之农业起源的不均衡性，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有更为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地理大发现”首先在17世纪之后解决了欧洲在中世纪之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危机，引发了大量的殖民活动。殖民活动的第一项内容是移民。以美洲和澳大利亚为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它们是Y染色体单倍群主要为Q群和C群的族群的天下，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高加索人种各单倍群就大量挤占这些人群的地盘。今天，在狭义的北美洲（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及其周边岛屿），美洲原住民人数已经比较稀少；在澳大利亚，原住民一度也被挤压到边远的荒漠和热带雨林地区（东南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则被完全杀绝）；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命运略好一些，有不少人和入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婚配，形成了混血的拉丁美洲民族。但正如我们在以前已经多次见到的现象那样，西方文化对原住民文化的取代程度，要比基因的取代大得多。
今日世界人种分布图。图中未把非洲南部的科伊桑-俾格米人种（“橙色人种”）从尼格罗人种（“黑色人种”）中分出，又分别把澳大利亚等地的尼格利陀人种（“棕色人种”）和美洲的亚美利加人种（“红色人种”）并入了尼格罗人种和蒙古人种（“黄色人种”）。殖民活动的第二项内容是奴隶贸易，沦为奴隶的主要是非洲黑人。虽然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但是非洲原住民之所以未能在技术上达到亚欧大陆文明那样的水平，除了非洲北部的农作物和牲畜不易跨越热带地区向南传播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疾病。非洲热带地区大量的传染病——特别是疟疾——对非洲原住民的体质和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疟疾导致大量儿童夭折，这种强大的演化压力导致黑人普遍性成熟较早，生育率较高，幼儿独立的时间也较早（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偏向于r选择）；另一方面，疟疾对身心的摧残不仅使黑人的精神比较消沉，而且缺乏进取心，较为重视短期利益。
当黑人被大批运送到加勒比地区和美国成为农业奴隶之后，他们成了新大陆除原住民、白人殖民者之外的第三个规模巨大的族群。悲惨的奴隶生活更为加重了他们在非洲大陆时就已经养成的心理特质和文化。这种文化代代相传，使得今日已经获得全面解放的美洲黑人仍不太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因而造成了今日美国最大的种族问题。
殖民活动的第三项内容则是对其他族群的统治和压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地理大发现”，欧洲人攫取了大量的金银，充分解决了货币危机，因而能够在金本位的货币体制之下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capitalism）。按照一般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对（常常以货币表现的）利润的追求以及统一的自由市场为其特征。为了开拓海外市场，西方殖民者必须破坏殖民地原先自成系统的经济体系，把它们强行纳入到由宗主国主导的统一的市场中来；为了追逐利润，避免出现贸易逆差，西方殖民者甚至通过毒品贸易这种堪与奴隶贸易相比的罪恶行为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而为了保证这些开拓市场的行径的顺利进行，以武力干涉殖民地族群的生活就不可避免。随着全球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控制、对殖民地族群的统治和压迫也就越来越深，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顶峰。
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顾名思义，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首要特征是国民大多隶属于同一民族，具有统一的语言、文化和心理特质。正如华夏民族和俄罗斯的民族和外族入侵有关一样，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形成，和它们在1338–1453年间进行的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有密切关系。百年战争的起因之一，在于英国和法国的统治者都想称霸欧洲，重建罗马帝国那样的伟业。但是两国之间漫长的战争不仅使两国都元气大伤，也使两国的民众都团结起来，克服原来封建制度造成的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形成了统一的我群——英格兰民族和法兰西民族。
由于欧洲长期的封建割据，到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再有哪个族群有能力统一全欧洲，因而各个族群相互战争的结果是促成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的产生。这些在地理上相互毗邻的民族国家像中世纪的封建主一样，对于领地的划分十分在意，这就使欧洲的民族国家出现了第二个重要特征——明确的领土和国界。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又出现了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具有统一的国内市场。从此，那种支持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民族主义（nationalism）——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坚强后盾。当资本主义进行扩张、殖民民族与其他的殖民民族及殖民地族群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主义可以为殖民民族提供巨大的士气和动力。
这种由集统一民族、明确领土和统一市场于一身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在欧洲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终确定了下来，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后续发展，而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中央集权帝国国际体系有很大不同。然而，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行为，却不可避免把民族国家国际体系扩散到了全球，把中央集权帝国国际体系也硬性改造成这种体系，因而在世界很多地方造成了至今难于消弭的族群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属于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内容，我们这门课只能是点到为止，不多深入。
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相互竞争，还促进了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且，虽然和“地理大发现”相关的那些自然技术几乎没有受到科学的任何影响（与此相反，这些技术反过来还促进了人们对某些科学问题的思考，比如指南针技术所利用的磁针指南的现象就促使人们要为它寻找物理学上的原因），但科学最终还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获益，也获得了飞速发展，并逐渐和技术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关系。关于科学在中世纪温暖期以后的发展，将是我们下一讲重点讨论的话题。
总之，“地理大发现”标志着第四次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开端，而因为资本主义完全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西方文化也便开始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直到今天，虽然因为中国的崛起，全世界开始考虑中国文化占据优势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的中国文化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文化，而融进了很多西方文化的成分。西方文化已经永远决定了地球文明在未来的面貌——连我现在讲述的这门课程，其中的分析性、简化性的观点和视角，也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处于困境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免会为长期在科学和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的沉沦感到惋惜。上面我们已经初步分析了明清两代虽然掌握了必备的技术却未能开展“地理大发现”的原因，在这一讲的最后，我们对中国这样的传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历史进程再多做一些分析。
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到1912年中华民国推翻帝制之前的中国历史时期，在西方学界习惯称为“中华帝国晚期”。晚期的中华帝国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其中央集权帝国体系，从一个方面来说，它仍然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活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又始终没有摆脱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困境。
我们已经说过，传统的中国史观是退步主义史观和循环主义史观的结合。这种循环主义史观是对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治乱循环、朝代更替的总结。这种治乱循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已经多次提到的人口危机。
在每一个治乱周期的开始，因为前一次战乱导致了人口大量减少，幸存的民众可以较为平均地分配到大片土地，因而能重新建立较为丰裕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由于全国人口不多，这时建立的官僚体制中的官僚数目也不多，整个国家的统治机构处在一种人员干练、办事效率较高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的开局很快引发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国家达到繁荣昌盛的盛世状态。
然而，就像中国的老话“物极必反”。盛世预示了危机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无力干涉的情况下，土地总是要发生兼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失地的游民，不得不成为为地主打工的佃户，或是涌入城市寻找生计，或者干脆完全从社会秩序中“脱序”，成为盗贼土匪，或是黑社会、秘密宗教的成员。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出现了“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为了安置多余的农业人口，就必须在有限面积的土地上挤进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密度的增长一开始带来了产量的增长，促进了农业的精细化，但此后单位劳力的边际生产率却递减，导致产量增长停滞，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怪象。与此同时，官僚数目也随之增长，官僚体系开始变得庞大臃肿，内部彼此倾轧，办事效率明显降低，帝国的统治逐渐失控。然而，即使官僚体系发生了这样的膨胀，未能进入其中的受过科举教育的知识分子却还是越来越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对体制心怀不满的“游士”。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许多著名民间文学作品，反映的正是游民的精神世界，而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和游士的润色又有分不开的关系。《水浒传》就是典型的游民文学，而《三国演义》也充满了浓重的游民精神——对于蜀汉来说，传统的士人阶层本来看重的是刘备与诸葛亮“一体君臣”的融洽关系，但在游民看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更值得歌颂的事情；为了使他们的结义带上游民色彩，原本受过良好经学教育的刘备、文武双全还善书法的张飞在《三国演义》中失去了这种贵族气息，而成了家贫卖屦出身的黑道大哥和性格粗野直爽的市井莽夫。
治世中脱序的游民和游士越来越多，预示着下一次大乱即将开始。这时候，如果因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如明朝末年连续十几年的冷旱天气，史称“崇祯大旱”）等原因造成某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崩溃，游民和游士就会联合起来，形成叛乱势力。叛乱很快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造成社会秩序完全崩坏、人口大量减少，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治乱周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理大发现”在促进了欧洲社会大发展的同时，却并没有使中国靠自身的力量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反而加剧了中华帝国大乱时期的惨状。原来，从明末开始，美洲的3种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番薯被引入中国。这3种耐贫瘠而高产的粮食作物养活了更多的人口（根据较为科学的统计，明末中国人口已达2亿，清中叶以后更是达到4亿），并使大量人口涌入以前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山区，不仅造成了新一轮的族群竞争（很多在浅山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在汉族的压力之下逃入深山），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清末爆发的太平天国等社会动乱，对社会的破坏较之明末的动乱就更为惨烈。
虽然从明末开始，就不断有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也普及较为先进的西方科学和技术。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强大的传统惯性，统治阶级并没有像农民接受新农作物一样接受这些新科学技术。比如，当来华传教士向清帝国的康熙皇帝进献西洋钟和其他精巧的机械时，康熙只是把它们作为宫廷玩物看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对提高族群竞争力的重要潜在价值。与此同时，沿海的民众在人口压力之下不断向东南亚移民，这种殖民活动也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当中华帝国未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300多年时间里打破技术停滞的僵局，错失了发展良机之后，她所等待的命运，就只有被西方列强用鸦片毒害、用坚船利炮扣开国门这一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使中国开始沦为列强的侵略对象，但也通过这种方式打破了历史上几乎无解的治乱循环，使中国人被迫学习能促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技术，从而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晚期中华帝国在接纳新技术方面的迟疑，反映了技术传播会受到文化的复杂影响。日本拒绝使用火枪也是类似的案例。根据日本传说，1543年，两名葡萄牙商人乘坐中国海盗汪直的船到达日本的种子岛，为岛主演示了火枪的使用，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铁炮传来”事件。聪明的日本人很快学会了火枪的制作，认识到这是比传统的冷兵器威力更大的武器。但是，日本庞大而根深蒂固的武士阶级却认为如果用火枪取代了他们惯用的武士刀，将对武士文化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于是他们动用权力，限制火枪的制造，生生扼杀了这种可能提前使日本社会发生变革的技术。日本很快走向了比中国更甚的闭关锁国，直到1853年终于被美国的炮舰轰开了国门。
反映日本“铁炮传来”的绘画类似这样的技术传播问题，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像转基因这样的技术在世界很多国家会遭到强烈的抵抗，就像昔日火枪在日本面临的处境一样。它也再次向我们展示，纯粹从技术角度是不能充分理解复杂的人类历史的，只有尽力去探究技术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才能对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有更全面公允的理解。
本讲小结● “地理大发现”是15–17世纪欧洲人通过航海、战争等技术探索全球并向外殖民的过程。“地理大发现”始于葡萄牙人的远洋航行，其标志性事件包括1488年迪亚士抵达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和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等探险成就，以及1494年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签署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条约、1521年西班牙人灭亡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1533年西班牙人灭亡印加帝国等殖民“成就”。
●之所以是欧洲人最早完成“地理大发现”，有多种原因。从自然技术角度来说，近因是造纸、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以及造船术、骑马术的发展；较远的原因是中世纪温暖期的农业革命引发了欧洲在11世纪的人口危机，催生了欧洲人向外殖民的精神，同时对风力和水力的利用又使欧洲人形成了技术乐观主义思想；更远的原因则是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长期小规模经营牧业和农耕业的生存方式决定了独特的封建制度，再由这种封建制度演化出重商的、扩张性的资本主义。
●“地理大发现”是第四次全球化的开端，它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决定了欧洲民族国家国际体系的形成，并随着西方人在全世界的殖民，使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在全球推广，使西方文明永远决定了地球文明在未来的面貌。在对西方文明取得这种后来居上的优势的原因做出分析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技术传播的角度对晚期中华帝国的困境进行分析，从而对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有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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